在这篇于1989年秋季完稿的文章中,作者通过与刚刚从八九学运中逃亡到海外的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访谈和他们表述的对中国民主道路的策略选择中,分析了为什么从1970年代以来发端的民主思想者们继承了“温和的劝谏式”的抗争传统,并将很大的期望寄托于从上自下的从中共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包含了民主因素的社会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而并非对社会主义和中共的完全背叛。但是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看来,这种在“社会主义”再定义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要求“集中的权力分权化”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和冲突,所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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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于1989年秋季完稿的文章中,作者通过与刚刚从八九学运中逃亡到海外的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访谈和他们表述的对中国民主道路的策略选择中,分析了为什么从1970年代以来发端的民主思想者们继承了“温和的劝谏式”的抗争传统,并将很大的期望寄托于从上自下的从中共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包含了民主因素的社会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而并非对社会主义和中共的完全背叛。但是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看来,这种在“社会主义”再定义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要求“集中的权力分权化”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和冲突,所以当局选择了军事镇压,同时清洗了党内几乎所有的开明者;这让民主人士所一直怀抱着的“从上至下”地从内部发动改革的希望被最终断送。
即便如此,中国的民主人士仍然坚持采用“非暴力”的原则,这是由反对派的社会构成太过单一,在数量上不占中国人口的多数,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或武装起义的实力,而中共握有对暴力的垄断,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理想实质等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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